2022年7月16日，在中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特别专题，结合即将出版的《中国碳市场手记》一书，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从不同维度发掘碳市场的深层价值。
专家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继续深入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能够为企业提供高效且低成本的减排手段，为企业完成减排任务，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碳市场为企业提供了高效且低成本的减排手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认为，碳市场提供了一种灵活的交易机制，即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让企业尽可能把自己的实际碳排放量和拥有的碳排放权来匹配。碳市场形成了一种价格信号，可以引导未来在这些方面进行的投资活动，包括新的技术手段、设备，都可以进行对标。
张建宇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大时，企业在完成减碳和环保要求时越来越关注成本，这时候以碳排放交易为代表的市场化手段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在完成同样的减排目标时市场手段提供了一种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减排手段。
“在环保的诉求比较高，但是经济压力又比较大，钱不是特别多的时候，往往市场化的手段能够发挥最高效率，以碳交易为代表的就更容易受到追捧。”张建宇说。
“经济下行压力大并不意味着要放松减碳目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现实中有些观点认为，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大，而减碳的目标又摆在那里，是不是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甚至停工停产来达到减碳目标？比如前一段时间有的地方为了完成短期节能减碳目标，一度曾出现停工停产现象。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
在刘世锦看来，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实现减碳目标是相对容易的，越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越要增强战略定力。中国的碳市场已经迈出了从无到有的重要一步，在推动企业建立碳账户，加强碳核算，推动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履约情况也不错，按履约量计，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履约完成率达99.5%。
但目前，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只有电力行业，流动性还存在不足，交易主体、交易产品有限，加之控排单位、技术服务机构碳数据真实性问题等，碳价还未能反映碳配额稀缺性，重点排放单位减排动力和交易需求不高，交易存在量少价低的情况。
刘世锦指出，目前的碳市场存在一些内在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业和企业被纳入市场，与“应入者”范围差之甚远，这样不仅覆盖面不够，公平性问题也显而易见；配额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费发放，实际付费只发生在 “调节余缺”环节；配额分配由历史法转为基准法是一个进步，但考虑到供给安全和稳定，配额发放规模难以降幅过大，在很多情况下，监管者很难区分供给安全是实际存在还是生产者的借口，如此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发现以及相关的调节供求、促进创新等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更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看起来主要是为防御型战略服务的。对进入碳排放权市场的生产者来说，重要的是提高碳生产率，是节能减排，通过节省下来的碳配额出售而获利。对市场的设计动机而言，也期待生产者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提供低碳或零碳产品。但现实情况是，原有生产者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缺少兴趣也缺少能力进行技术创新。那些颠覆性创新者大多数处在“圈子”之外。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高碳生产者通过购买碳汇放松自身节能减排压力，碳排放权市场对CCER类型的碳汇交易规模设立了交易规模比重限制，目前这个比重被限定在5%，是一个对整体市场结构难以产生大的影响的份额。因此，最有活力的创新性减碳很少能得到市场激励的眷顾。
对此，刘世锦建议，下一步应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更多行业纳入碳市场。根据《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预计，完成八大高碳行业覆盖之后，全国碳市场的配额总量有可能会从目前的45亿吨扩容到70亿吨，覆盖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0%左右。
刘世锦还建议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所谓增长型碳汇，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增长型碳汇市场可以与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并存，后者主要任务是激励存量减排。增长型碳汇市场则应聚焦于激励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
在刘世锦看来，增长型碳汇市场应有强包容性，既可以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还应包括其他行业或领域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可通过发行国债或央行提供专项资金，对进入增长型碳汇市场的产品按照一定价格进行初次购买，然后转入市场流通。市场上的碳汇价格是对技术创新产品减排贡献的价值评估和报酬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投入市场的资金规模相应调节激励创新的力度。增长型碳汇的确定要符合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则，可运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方法降低成本、规范流程。